许倬云：我为什么要讲“形塑中国”？
我们要在人的基础上，找到答案。
我们要在人的基础上，找到答案。
01汉、唐、宋这三段的“中国”最具体
今天题目中的“形塑”是台湾用词，不知国内是否如此使用。“形塑”是雕刻成的形，塑造成的形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是“形塑中国”呢？
中国历史很长，中间起伏、变化、转折也很多，我们过去的传统教法是按朝代来教授，但真正讲文化的切割是不能按政治朝代来切割的。
可是约定俗成，我们今天还是用大家习惯的观点：汉、唐、宋为例，这几个朝代中国的历史是延续的，但是中国每一次文化转换的时候有许多许多改变。
其实在每个朝代，“中国”这两个字的定义是都不大一样，它的周边不太一样，人口不太一样，文化着重点也不太一样，社会结构也不一样，所以每一个时代实际上可以当作一个单独的单元来处理，这个单独的单元我们假如不用传统的政治转化的朝代的名称来算的话，这种单元可以叫做文化的系统。
这系统的内涵不是只有我们传统的窄义习惯的“文化”两字，而是人类学上的“文化”。
其中包括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生产方式以及美学、文学、艺术等领域表达和交换的各种感性的东西，这些都是“文化”的内涵。从这种文化系统人类学意义上讲，每段借用我们所习惯的名称“汉、唐、宋”这个说法。
特别切这三段不是没道理，这三段的“中国”这两字最具体，汉朝的“中国”与唐朝的“中国”不一样，唐朝的“中国”与宋朝的“中国”不一样。
所以先以“汉”举例。
汉朝紧接着战国争夺天下的纷争之后，秦始皇以严法、酷刑以及中央专制集权制度来统治中国。
等到秦二世时逐鹿中原，汉朝得到中国。汉初预示着新的开始，百姓有新的盼望，统治者本身也对过去大乱局面和秦朝严厉的统治有一个转化。
这种转化不能设计，只能发展。发展之初要休息，大乱之后，严酷的压迫下也要休息，于是汉初出现了从吕后到文帝的“无为而治”的统治方式，与民休息。休息之后就是新的发展，汉从汉初开始的短的奏议文章到长的论文都是在讨论秦为什么丢失天下，最著名的是贾谊的《过秦论》，但这类文章不止《过秦论》，很多都是在讨论这一问题。
时代的需求是要以秦朝的例子，来衡量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所以批判秦朝的文化系统意味着转化到新的方向。
当时几种选择：道家的“无为而治”，或者墨家的宗教国似的方法，但墨家到秦汉时已衰微了。统治的文官系统，秦朝设立了综合六国加自己的文官系统，最后用韩非子理论作为基础做出来的东西，相当有效率，也有相当强的组织性。汉朝继承了下来，但这个工具无人操纵没有方向。
汉初讨论最突出的就是儒家第四第五代，孟子是第二代，荀子第三代，不是真的年代的“代”。
这些人后来在中国经学史上被称为“今文”学派，依据的经典是秦“焚书坑儒”后由儒生背诵记忆下来的手抄本，此为“今文”，相对“古文”学派而言。
今文学派有一个特点，一路传承下来，一路累积，又有新的不断的解释。
今文学派是儒家本身不断经过一代一代新的阐释，新的理想构成的汉朝的儒家。
今文学派的儒家有一特点：“内圣外王”，着重点在“外王”，“内圣”是培育性格，修炼伦理道德的观念；“外王”是自己做了好人后站起来替世界做好事。
外王的最典型结晶就是《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也就是他们设立了一个理想的世界，但最远的目标是大同。同时儒家有自己的使命，批评皇帝，批评现实，在批评中求到改进。
甚至编出一套宇宙转化的轮回：金木水火土。没有一个王朝的天命是永远的，没有一个皇帝的天命是永远的，等到百姓讨厌统治者的时候，就是天命要改变。儒家就是有批判和裁决的权利，同时历史的裁判全也掌握在他们手中，《公羊传》、《谷梁传》就是用来解释《春秋》的。
哪个字怎么写是在历史史官、历史学家来批判现实的政治。换句话说，要拿至高无上统治者摆在放大镜下检验，根据道德理想来检验。这种做法是由孔子起端，孟子做了一点点，荀子是与统治者比较合作的一个，而今文学基本上完全站在批判现实的角度。
这个奠定了汉朝知识和权利之间，长久不断的紧张。
从西汉初年到东汉亡，东汉亡就是直接冲突，这一传统是形塑汉朝的很重要的因素。
董仲舒曾有“天人三策”的文章，汉武帝因欣赏而接受了他的建议。最重要的建议是假定天——宇宙，人——现实人间社会和人的身体，这三个宇宙是叠合在一起的，也就是人的良心和天性是贯通的，这是一个重点。
另一重点，选贤与能，其中“与”是推举的意思。即要有察举制度，从民间选拔最好的人才到政府服务，与如今的投票选举不同，是先有地方官员到县（郡）政府服务，而一般郡（县）太守到任时都是单驹就任。因风景、方言等差异需要当地人的辅助，从助手中挑选出最能干的再推选到中央政府，再由中央政府的候选官一步步考验，一步步分发。
这样制度构成形塑汉朝政治制度：政府和民间社会之间有通畅的管道，民间贤才可以吸收到中央，经过不断试验、试用分发到最合适的地方，而在历练中他们也可以学习到不同的专业知识，从实习、旁观考察中慢慢获得。
第二点，也可以看出地方有相当的自主性，由于地方基层官员除头外都是当地人，等于是不说是自治而自治的。汉朝法律从萧何定法时的十几条开始，逐渐完善，到如今剩下的汉例也没多少，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单行的习惯。
一方面以习惯为主，另一方面以儒家经典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既有意识形态作依据，又有地方习惯作依据。这个自治不是中央命令直达到底的形式。虽然中央命令一达到底是可以实现的，今天从汉朝的居延汉简可以看出丞相命令在两个月内从长安可以到达西北边陲最小的堡垒，这个管道是相当畅通的。
但这个命令相当简单，可以由地方自主解释。所以汉代形塑的社会是一个底盘很宽很厚的金字塔，每一层均有人进行意见的沟通，同样全国不仅可以交流信息，也可以交换货物。
正因为这些畅通的交易网，可以使地方农产品经过交换成为商品。因此汉朝农业和欧洲中古时代的农业相比适藏性更强大。
所以，汉朝形塑出的是一个很结实的东西，内部血脉神经很通，底盘处在最底层。
四百年演变中，这个系统虽然在慢慢败坏，但四百年垫下的基础，中国长期以来王朝离这个规模也不远。
表现于汉朝文学、艺术上，都是厚而重的。
汉朝文体本身是华丽中以厚重为基础的，是汉朝整个的形塑的结果。对外汉有疆域，可是它的疆域是慢慢地扩张着，对匈奴是对抗，对西域是一步步扩张。
但西域不是直接统治，对西南夷就看的出来，是一条一条通商管道通到边区的内地省份去，经过贸易、经过移民、经过文化的传播，才能使得这个网愈编愈密，然后收罗了西南，收罗了南方，它的步骤是缓慢的但是结实的，是步步为营，一步步走的。
汉化的过程不是很剧烈，也不是很快，所以各地留下的地方风俗看的非常清楚。
我们再讲中间到汉代的败坏，任何系统，我们理解，借用佛家的话，都有成、住、坏、空的四个阶段，只不过地方层次基盘逐渐逐渐因为有一个监督官员刺史的出现，郡就变成中间单位，州变成了一个大的单位。基层的重心往上拉，基层弱了，重心拉到省的位置。于是13个州、13个部到最后是挑战中央，中国就分裂了。
权利上，儒家的权利也经常和政治权利对抗以后，耗损得厉害。到了东汉时候，基本上是儒家也分了两个，一个走到了古文的路线去整理经典，另外一部分空谈时政，不再有理论基础，而是批判。
这样造成了更严重的紧张，这个就是成、住、坏、空的一步步演化系统，最后系统就衰了，终于分裂。
好，我们跳过中间一段，我们谈到唐朝，唐朝和汉朝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唐朝是继承了北周的府兵的集团而来的，隋代的皇室，唐代的皇室都是北周府兵制里面大将军们的后代。北周是汉化胡人，胡化汉人合并成的东西。所以本身就是胡汉混杂而来。
等待吞灭了隋，统一了中国，北方吞灭，然后南方吞进来以后，基本的唐代的内容，在疆域上来说，相当广大，比汉朝还大。
人口成分来说，经过好几百年南北的分割，南方也在吸收北方的成分。北方胡人进入中国后，从北魏开始不断地汉化，而汉人在边区上也在不断地胡化，使中国形成了相当混杂的东西，中国人口相当的混杂。
我自己的研究，我有一本书叫《我者与他者》，就是说唐朝的中国人基本上与汉朝的中国人很不一样，用今天的话讲，基因多了好多好多。而观念上唐太宗被称为“天可汗”，“ 天可汗”，上面是天，下面天那么大的可汗，这与皇帝不同，天可汗，不讲汉话的人称他为“大可汗”、“ 天可汗”。
所以“天可汗”的唐朝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秩序。包容帝国内部也包容不在帝国内部的东西。
唐朝西北四个镇，最远的安西、北庭两个镇，南方到阿富汗。但是唐代六百个州郡中记名州府占了三分之一强。记名即挂个名而已，不是真正的管理，地方上有它自己的酋长、领袖管理。只是挂了中国的号而已，如都督、节度使等。西到阿富汗，东到日本，都带有中国的官衔。
所以说唐朝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个天下秩序。
但中国的制度也有推行了很远的，唐朝执行的“均田制”在今天的新疆一样可以找到。但是中国的南方没有均田制这个雏形，实政非常多元化，各地有各地的处理办法，各地跟皇帝的意见不太一样，多元性的政治结构，多元多线索的结构。
具体如今天西安乾陵旁，即武则天和高宗的陵，很有气派，但是陵前面有二十多个没头的石像，背上有名字，都是西域各地酋长。严格讲不只二十几个，而是有六十几个，但慢慢慢慢没有了。这六十几个外族领袖，完全表现了唐的包罗万象。
唐本身或者至少唐皇族，不是完全认为自己中国人，不太遵守中国的礼俗。
我们通常称“脏唐臭汉”。唐“脏”如武则天伺候过太宗，也伺候过高宗，掐死过自己的女儿也赶走过两个儿子，这些都不是儒家的规矩。所以唐与文化人的汉朝有很大的不同，是多元的，又没有真正的底盘，是靠不同的线拉起统治关系的。
唐朝省份当时叫“道”，在郡县以上都称道，是一条条线，一条条路，窄窄长长地，跟汉不同。
以线而不是面来统治，形塑的唐朝就是如此。
我们再看信仰，这个时候佛教进来很久了，唐玄奘和其他和尚继续求经，真正建立起了中华佛学的基础，另外一方面牟尼教、基督教都传入了。
武则天自己觉得自己是金轮皇帝，金轮是太阳，不是天。而中国是将皇与天划等号的，她跟太阳划等号不是中国的传统观念，是摩尼教的观念。她自己取字“曌”，太阳照耀人间的意思，这已不是中国观念。
道教、佛教、摩尼教同时并存，同时被国家尊崇，而儒教反而不受皇帝重视，这个在宗教信仰上就如此多元。
再看看音乐。十部大乐，除了两个部以外，四个部是西域来的，三个部是西南中国来的，有一个部是北方的。
它的音乐里80%是外来音乐。衣食住行已经不在席子上，而是坐在椅子上；不躺在地上，而躺在床上。这都与过去不同，所以唐朝不仅是多元的，而且包容中国和非中国的东西。
这个多元的秩序，在当时的情况下，唐朝等于是走向东方的一部分，和天主教在西方做的普世大秩序相对应。但那个是独断、抑人的，而唐是多元的。
所以，唐朝高丽将军可以在阿富汗镇守，可能因语言不通而失败。后来中亚和西亚被回族慢慢吞食了，唐就收拢了这些被回族赶走的一百多个到两百个州。
日本、朝鲜来的学生在中国不走了，做了官，扬州的崔致远就是朝鲜的。这类情况可以说明唐不止多元，而且是国际化的、跨文化的秩序。
唐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宽大，气魄大，大而化之，而汉是厚重。
宋，经过陈唐五代，北边基本上都在战争中炒豆，炒作一团，到底是汉人、胡人已经混淆。
石敬瑭是胡人还是汉人已经不清楚，而赵匡胤理论上是汉人，可是他在胡人军队里长大，也分不清楚。
宋朝开国后，局面一变，北方辽国占领的地方没有再拿回来以外，石敬瑭送给辽的燕云十六州也永远是辽国的疆土。西南边本来是汉朝的统治郡县，唐代的长久居住之地，到五代十国时，南诏国的吐蕃非常强大，吐蕃的占领地远比现在的西藏大得多。一直到现在的川北、一直到宁夏、甘肃、云南，都是吐蕃的领土。后来日本、高丽纷纷独立，所以金庸的小说中有“五天子”。
所以，宋朝基本上在当时的东亚，不但不是共主，不但不是帝国，而且必须在列国环恃之下找一个立身的地方。往北面拿丝绸、白银去买和平。
宋朝依靠向南边和海外做买卖赚来的钱，向北边西边买到和平，因此它的立国就和汉唐不一样。它实际上是列国体制的一员，不是一个帝国，也不是一个大的天下秩序。
在国内，由于宋朝皇族一开始就杯酒释兵权，赵匡胤怕别人也黄袍加身，所以解除高级将领的兵权，宋朝养兵只有81万禁军，水浒里也提到过八十万禁军教头——禁军就是养在那里，越养越不会打仗，所以打仗都是地方军队。杨家将是地方军队，佘家将也是地方军队，就这样一路下去，所以……都是地方军队，地方的民团转变过来，听宣不停调，只保卫自己的家乡，调他去别的地方他不干。
所以小说里说杨家将东征西讨是没有的，杨家将总是守在自己的地方，国家在地方上没有军队，单单依靠厢军土兵是搞不起来的，所以也是依靠相当程度上的地方军队。而且地方官没有全权，管民政只管民政，管财政只管财政，管司法只管司法，在同一层内不能互相商量，一直到汴梁取得旨意下来才能做事。
所以谁来管呢，只有老百姓自己来管。
所以宋朝地方上许多相当于武装村落的群，它的影子可以在《水浒传》中发现，比如祝家庄之类。此外就是士绅。所以地方势力，就是民间自己在管，民间和政治权力，地方社区和中央政府之间，是一个互存的关系，倒也不紧张，谁也不管谁，地方不想管到中央，中央管不着地方，是一个互容的关系。
倒霉的是那些读书士大夫，到中央做官，一不留神就被贬到地方。比如苏东坡，被贬到黄州，黄州还算好，又有笋子又有肉。被贬到海南就没好日子了，当时海南地方卫生不太好，老打摆子，因为疟疾。
所以宋朝很多士大夫选择回到家乡，在官场里起不了什么作用，整天搞党争。北宋时候党争总是莫名奇妙：比如过继皇帝的爸爸算不算皇帝，到南宋的时代，就是和战之争，都是空争白吵。
对宋朝来说，士大夫如果不被贬的话，官员日子过得还是蛮好，薪水蛮好。贬下去，也有高官贬低官，照领高官薪水，或者高官贬去管道观，但是道观里就三个老道，也没什么好管，就挂个官衔。这个道观是皇帝建的，薪水照拿，其实蛮舒服的。
我就体验过这样的差事，这就叫钱多事少离家近，像苏东坡这样倒霉的人不多的。所以宋朝的格局既不博大，也不厚重，但也不是散漫和随便，可以说是相当的自由。
拿个小社区，它自己管自己，所以宋朝开始了乡约制度，就是地方上社区自治的约定，也有范文正公订立的族规。族也罢，社区也罢，都是地方共同体。
所以宋朝皇帝没有太坏的皇帝，因为他们没有做坏事的机会。比如宋徽宗，虽然糊涂一点，但是写字画画和收藏都是极等的，只是不会做皇帝。因此宋朝马马虎虎的局面就凑合过去了，比较自由，没有什么文字狱，也没有太多的言论禁忌。禁忌就是党争里彼此攻衦闹出来的，不是国家的禁忌，而且做了官不能退休，非死不可，退休必须得到皇帝许可，这个也蛮好的。
其实这不是很好，美国教员可以到死不退休。我到了68岁就觉得非退休不可，干嘛要在那耗着？我要是不退休学生就没有位置了，我退了就能多一个位置给学生。
所以宋朝的情况马马虎虎，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天水一朝最自由。
我拿这三个秩序来和大家讲，目的在说明中国的转折改变和转折方向可以很大。而且转折之间造成的后果可以很不一样，中国不是一根筋到底的历史，可以有很多的形态和形塑。
我为什么拿形塑中国作主题？这是有原因的。
我在台湾的时候，被政治大学找去帮忙，帮他们整合文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的集体研究。
中华革命从辛亥革命到现在是一百年，因此就对这一百年做研究。可我是做上古史的，让我去研究辛亥革命，这就太远了，我都是管的一千年，因为上古史都是以千年为单位的，一百年和它比起来太短了，不够我玩。于是我就一代代从上而下，一代代形塑，就想起来这个，最后一段就是形塑百年，这个今天不谈。
所以，我今天用这个最简单的纲要，是为了告诉你们，我们读历史，不要单单背历史事实，要看的大的方向，看大的面貌，就是宏观的，解释的，这些都和今天有关系。
从我这个角度来看，可以形塑英国、美国，每个东西、实证都有它的起承转合，都有起头、发展、转换、结论，都有成、住、坏、空，都有生老病死，每个实证都有内部的斗争转变，这样我们就能看出道理。
近三百年来，所谓现代世界，笼而统之，就是欧洲和美国组成的西方社会，这个西方社会从启蒙到今天，形塑出民族国家、民主制度、个人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融合产生的现代革命这五六条东西，这三百年形塑出的一以贯之。
而西潮东渐，先把中亚西亚非洲南亚搞掉，最后又把东亚搞掉，这些地方被西潮压迫，都在接受刚刚讲的五个特点，以这所谓现代化来形塑自己。但是这三百年来，本身也有过程，有起承转合和成住坏空，以美国英国德国而论，都已经到了坏的地步；以法国而论，老早就坏了；对于意大利西班牙来说，坏了也一大堆。至于日本，模仿到今天，它自己还没住好，就开始挑战全亚洲，挑战全世界，所以提早坏掉了。
今天，现代本身在转变，不能单单拿形塑的东西照本全抄，它在转变，所以我们也要根据他的转变来调整，不是超英赶美，而是我们找到一个情况，可以和它对话，不能让西方做舞台上的独白者。
谁有资格做对话者？伊斯兰已经自己坏掉了自己，他们跳不出教派主义的魔咒；印度是一个消极的文明，是分散的、村落化的文明，各个地方都不一样，它很难统一，它文化的统一都是没多久就散掉了，政治的统一都是由外来人所完成，因此印度站不起来做对话，只有东亚可以站起来对话。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准备的话，我们被已经在退潮的西潮卷入大海。而自己还不知道，涨潮可以把我们推上岸，而退潮只能把我们卷入大海淹死。
如果我们自己无以自立，我们就永远不能创新。
我们今天工业生产很热闹，但是没有创新，没有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所以我们求自立，必需寻找自己的东西。不是说民族主义，也不是文化沙文主义，而是要帮全世界、也替自己找出一个，在西潮退潮后，找出另外一个选择；在东西方的文化对话后，找出全人类都可以借鉴的模式，这是中国今天应当做的事情。
今天的中国，不能总是做那些花花哨哨热闹的事情来炫耀。奥运、世博都是热闹而已，没有内涵，所以我们要找的是真正内涵的东西，谁找内涵？你们各位。
我们要在一个很强很大的肉体之内，找到一个灵魂。我们要招魂，招往世的魂，不是复古，不是怀旧，是旧以翻新，阐释一个人的价值。
因为西方退潮的五个东西，是依照神的意旨，上帝叫你得自由，上帝叫你得权利，上帝叫你得表现的机会，上帝叫你尽力而为，发展出市场经济，上帝给你一个共有的天然率，科学是天然率的东西，这些都是在上帝的影子里完成。上帝死亡，所以西潮退去。
我们要在人的基础上找到答案。
这最后一段话是我真正要讲的。
各位年轻人，还有无限的前途，你们是六点钟的太阳，即将升起。所以说这段话，你们好自为之，招回我们的魂。
我们中国曾经一百年受委屈，今天缓过来了。我在政治大学的百年论述里，我说八十之年看见百年颠簸，悲欣交集，悲的是百年的悲苦过程和残杀，欣的是现在缓过气来了，两边都缓过来了。
这之后，我们究竟唱什么样的曲子？是欢乐颂还是安魂曲，由你们这代决定。
我希望你们唱得是全人类的欢乐颂，像汉朝一样的厚重，唐朝一样的宽宏，像宋朝一样的自由，不要悲悲惨惨，我们最忌的就是刚站起来就开始自大，忌把所有捡来的东西都当成好东西，要用心想，用心看。也不是挑剔，既要看好处，也要不犯他们的错误，我们被人欺负过，但是我们不要欺负人家。
我们许家一个祖训：我们穷要不失志气，富要不癫狂。“穷不失志，富不癫狂。”这是我们许家几百年来的祖训。
这八个字我们中国也要守住，我们一百年没有失志，所以我们能够慢慢站起来，全世界被西潮打败过得国家，只有中国站起来。
而我们一旦富了，也绝不能癫狂。一癫狂，马上失败。这也是对各位的一个嘱咐。
我八十岁了，我们老家的风俗，不过生日，怕阎王知道他还活着，所以也许有一天就不来了，因此我每次讲演都当成是对各位的嘱咐。
记住你们的责任，谢谢。
（本文为2011年，许先生在东南大学演讲稿，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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